我的精神家园

skyblue

本周六为行前讲座，除了预习问题在论坛上回复，还需要画地图。地图在会员群和书院群都要发哦！
并且，这是本学期最后一次课，请大家尽量来参加哦，结束时候，我们拍一张大合影。

skyblue

《民族滇洱彩云之南》行前讲座预习

手绘一份云南地形图（同时发在会员群和书院群）
地图要素：
山：横断山（梅里雪山、玉龙雪山（需要标海拔）、虎跳峡……）、高黎贡山、怒山、云岭、哀牢山、乌蒙山、苍山
河：独龙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元江、南盘江
湖：洱海、滇池、抚仙湖、泸沽湖……
重要城市：包括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大理、丽江、建水、巍山、剑川、会泽、通海），民族自治州（大理白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腾冲、保山、香格里拉、普洱、个旧、玉溪、东川，以及此次行程路线中的：元谋、姚安、祥云
铁路线：个碧石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滇缅铁路）、滇越铁路、中老铁路，及近年修筑的南（宁）昆（明）铁路、广（通）大（理）铁路、大（理）丽（江）铁路、玉蒙铁路、沪昆高铁（标注通车年份）
世界遗产：丽江古城、三江并流、石林、澄江帽天山化石群、红河哈尼梯田、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标注年份）

其他你认为重要的地理、人文信息，也都可以画上去。

预习问题1：
你对于云南的印象和了解有哪些？至少写出5条你所知道的“云南”（任何方面都可以）。

预习问题2：
阅读下面提供的行走主题和分主题的题解，结合视频《什么是云南》（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C4y197eA/?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vd_source=9289de041ecf46234922d0db094e603a），你有哪些不理解的地方，提出3个有价值的问题。

预习问题3：
将以下发生在云南的著名历史事件的朝代（时期，近代史具体时间）和牵涉到的著名人物查阅写出。
1、古滇国，2、庄蹻入滇，3、五尺道，4、设立云南县，5、七擒孟获、6、南诏国、天宝战争，7、大理国，8、革囊渡江与设立云南省，9、明远征云南，10、南明最后皇帝被害。11、中法战争滇越铁路，12、护国战争，13、西南联大，14、中缅边界协议，15、对越自卫反击战

行走主题题解：
作为民族走廊和两大文明之间过渡地带，民族文化多样共生。滇洱为云南本地文化中心，也是我们此行的起点终点。“彩云之南”活化了云南地理上特征（高原、云彩飞扬、景观明丽多样），来源于汉朝（华夏）最早对此地具有想象性的描述。“彩云之南”也成为现代人寻求多民族、多文化融合又富于浪漫想象的美好期待，也是当代云南以至未来的一种表述。

分主题：
1、地理特征：高原与通道的双重性
距今约6500万年前，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的剧烈碰撞，造就了中国地质构造最复杂、地貌形态最多样的地区之一——云南。在漫长的地质演化过程中，这里成为史前人类与动植物的栖息地。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目前中国最早的直立人类化石，而不远处的澄江生物化石群，则被列为中国首个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
云南位于中国西南边陲，横跨云贵高原西部与横断山脉东缘，山川纵横，江河深切，形成了典型的高原山地地貌。我们行程中将走访的苍山、西山，即是这种地貌的典型代表。地壳沉降之处积水成湖，形成了滇池、洱海等高原湖泊。云南整体地势北高南低，如同一个巨型阶梯，自高原向东南亚渐次下沉。
云南还是中国唯一明显受印度洋季风影响的地区之一。高差悬殊、山脉屏障与复杂的地形气候共同作用，使云南形成从北热带到高寒山区的七种气候类型，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系统与多样的物种分布。大理“风花雪月”的独特气候与自然人文景观，也正源于这种地理结构。
正是这一复杂地形与多样生态，使云南自古成为一个向西南开放的天然通道。从滇池流域出土的大量海贝货币与南方特色陶器，到唐宋时期南诏、大理与缅甸、泰国、印度之间的佛教往来，皆印证了其“南向通道”的角色。云南是“西南丝绸之路”（即蜀身毒道）的重要路段，连接着中国内陆与中南半岛乃至印度洋文明的古老交通走廊。
2、民族发展：多样共生的族群结构
云南是中华大地上民族最多样的地区之一，是著名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又和从东南而来的古越人相汇，形成彝、白、傣、哈尼、纳西、景颇等20多个民族。分布格局因地理隔阂呈现“多中心、多单元”的局面。不同民族在风俗、语言、建筑、服饰、宗教上自成体系，又因历史通婚、迁徙和交往呈现高度融合，形成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最典型的区域。这些民族从何而来，又如何形成了今天的“少数民族”，是贯穿我们行走的一大主题。
3、在地政权：从古滇国到南诏与大理
云南在先秦至唐宋时期，曾孕育多个本地政权，构成了独立于中原王朝的历史发展脉络。古滇国：汉武帝时期“夜郎自大”“滇王献牛”，反映出滇地原始政权已具备一定文明程度，其使用的海贝货币、青铜器等，彰显与南方和印度洋区域的物质文化往来。南诏国（公元8世纪起）崛起于洱海周边，其都城太和城遗址与南诏铁柱均在此次行程中实地踏访。南诏与唐朝有攻战亦有册封往来，展现出一个区域大国的政治野心与文化活力。大理国（公元937年—1253年）作为南诏延续，佛教兴盛，建筑、石刻、文学高度发达，也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的背景。崇圣寺三塔、大理古城、弘圣寺塔等地标印证了大理作为高原王国政治与宗教中心的辉煌。
4、融入中原：边疆治理的实践与文化浸润
尽管地处边陲，云南自汉代起便逐步被纳入中原王朝视野与治理体系。汉武帝设益州郡，唐代设永昌都督府，明清则设云南布政使、提督衙门等职，边疆治理逐步制度化，体现出国家对边疆的持续建构。本次行走中对官渡古镇、金殿太和宫、龙华寺（徐霞客曾游）、云南提督府旧址等地的探访，展示了中原儒释道文化及近代西方影响在滇地的传播融合。
5、近现代滇地：边地成为抗战前线与教育重镇
近代以来，云南的重要性骤升：抗战期间成为大后方，尤其是云南陆军讲武堂与西南联大旧址的参观，使我们直观理解到这片土地在国家存亡之际所承担的责任与担当。闻一多在云南大学的牺牲，也象征着知识分子与民族命运的深度联结。云南驿既是古代南方“蜀身毒道”的要冲，也是二战时期“驼峰航线”的重要节点，印证了云南作为陆上与空中交通交汇点的历史连续性。飞虎队机场旧址不仅是抗战历史的一页，也映射出云南始终在区域交通与外交中的活跃角色。
6、当代云南：从边地走向未来的想象空间
走出历史的滇地，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版图中，云南依旧展现出其独特的文化吸引力与战略地位。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门户，云南不仅是国家面向中南半岛开放合作的关键节点——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辐射整个东南亚区域；同时也成为许多人心目中通往“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精神地理。特别是大理，承载着更为独特的文化想象：高原洱海边、蒼山云下，这里不仅保留了白族聚落的空间格局与古建风貌，也成为无数都市人逃离内卷生活、寻找“慢生活”的理想之地。近年来，大理吸引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他们中有教育者、艺术家、生态农人、数字游民、创业者等，共同探索着教育改革、可持续生活、新型社区、艺术聚落等当代命题。“新教育实验”、“共学共育”以及乡村复兴计划等在大理逐步扎根，使这座古老城镇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skyblue

本周六讲座没有预习作业

skyblue

时文讨论的反馈发这里

skyblue

参加行走的同学，请在6月2日（端午假期最后一天）22点30分之前，写一篇至少500字的行走作文。没有参与行走的同学，则结合行前讲座内容，写一篇500字的《上海的红颜遗事》读后感。提交时间点同上。

skyblue

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

预习问题1：
阅读《上海的红颜遗事》后，你对姚姚的母亲上官云珠，有怎样的印象？你有哪些不理解或者想要进一步了解的地方吗？从下面这封上官云珠在罹患乳腺癌后，给姚姚的信，你从中读出了些什么？

姚姚，我最亲爱的女儿:
你给妈的信，妈都收到了。你说要回沪来照顾我，我认为不必了。妈在医院里很好，有组织上关心、照顾着。你好好在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吧。
你一直在妈身边，被妈娇惯了。这次有机会到农村锻炼锻炼，对你是大有益处的。你别看妈在家时一直烧好吃的菜给你吃，可妈去农村、工厂。部队时，什么艰苦也都能受得了。你将来也要从事文艺工作，也要下农村、工厂、部队，也要吃得起苦。你说，是吗?
除了吃得起苦外，你更要好好去了解社会和人世。有些事你太不懂了，太幼稚了，将来会吃大亏的。妈妈就吃过不少大亏。妈妈真想把过去的事儿好好同你聊聊……。
你的生父现在在海外，这儿对他的评价不佳。所以，他非但照顾不到你，反而以后还可能要连累着你。尽管谁都知道，是他抛弃了我们娘俩，但一有什么事，有些人还总会把我们同他联系起来的。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二短的话，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
望你早些懂事。别再提请假回来的事了，不要让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这种印象一多，积累起来就会变成对你的成见，到那时就可怕了!
你的妈妈字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预习问题2：
阅读《画未了：林风眠传》的节选，林风眠先生为什么要对自己的画做这样的处置？文中也提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其他文化人的命运，你怎么看？

林风眠小传：
林风眠（1900年11月22日—1991年8月12日），广东梅县西阳人，中国画家暨教育家，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启蒙者和融合中西的中国现代绘画开创者之一，与颜文梁、徐悲鸿和刘海粟并称“四大校长”。1918年后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受当时流行的现代流派影响，如后印象主义和野兽主义等。1928年创立杭州国立艺术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任校长兼教授。1950年林风眠辞去杭州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之职，迁居上海南昌路的一幢法国式的二层楼房里，专门从事绘画求索。不久，法籍妻子携女离国，他孑然一身。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打击迫害，为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后因同乡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搭救，所以幸免。在1974年的批“黑画”运动期间，林风眠被打成仇视社会主义的“黑画家”。 1977年获准出国探亲, 寄居于中侨国货公司，卖画为生。后一直生活在香港，直到去世。

山雨欲来：画笔束之高阁
1965年11月的一天，潘其鎏急匆匆来到南昌路林风眠的住处，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已经发皱并有些破损的《文汇报》，往林风眠的画案上一放，说：“林先生，事情不妙。”
潘其鎏把报纸摊开，林风眠一看，11月10日的《文汇报》上刊载着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林风眠看了前面几段，就说：“这个人的文章就像画人物一样，先画眼睛定位，整幅画还在后面呢。”
林风眠在南昌路过的生活虽然近似隐居，可他并没有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他对政治形势也很关心。平时他虽不大读评论文章，但在1957年反右派时，姚文元写过《录以备考》，当时林风眠没读过，后来才知道这篇文章的分量。姚文元的另一篇评论德彪西的文章，也给他留下印象，他认为姚文元根本不懂音乐，没有资格谈德彪西。林风眠深谙西方音乐，德彪西音乐中的现代意识和风格，能启发绘画灵感，早在留学法国和在德国漫游时，他就喜欢上德彪西的音乐，有一次，林风眠和傅雷相遇，谈到姚文元的那篇文章，傅雷说：“姚文元不懂装懂，以势压人，狗屁不通。”’林风眠知道傅雷是口快心直的人，1957年就是这样吃了亏，就劝傅雷：“言多必失。”但他们没有忘记，为了德彪西，姚文元的文章一出，在报纸和音乐杂志上也是热闹了一阵的。这时，林风眠又想到老朋友傅雷，担心他又要仗义执言，就打电话给他：“文章看了，你要保重啊。”傅雷说：“林先生，你自己保重，这次我恐怕又是在劫难逃啊！”
如今报纸上又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不能不引起注意了。因此林风眠关照潘其鎏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又到处乱说。潘其鎏是一位对政治极为敏感的人，加上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几乎没有一个运动是能逃得过的。十几年后，1978年，林风眠到了香港，在给袁湘文的信中还关切地写道：“希望其鎏好好工作，现实些。其实他是现实的。我常常想他缺少的是什么？他老是碰上钉子，倒霉了这么久。湘文，你看是什么缘故，希望他吸取一切失败的教训……不要以为上帝亏待了你，走什么路，如何走，还要自己决定的，但愿他好好思考……”
生活的磨难，使林风眠在政治上极为谨慎。所以他这时特别关照潘其鎏不是没道理的。历史已经证明，姚文元的文章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姚文元要批判《海瑞罢官》，尽管林风眠不知道此中的内情，心情还是紧张的。尽管自己并不喜欢这出戏，但毕竟是看过的，如果传出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平时不大看报的林风眠，这时订了一份《文汇报》，有时还叫席素华或潘其鎏把报纸买回来看。
从报纸发表的文章来看，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的“翻案”联系在一起，林风眠感到事情越闹越大。他不懂一出戏为什么会闹出这样多的事情来。这使他想到去年《美术》上发表的《为什么陶醉》的文章，批评他的作品中的“那种荒凉冷落的情调和社会主义时代人民群众的情感意趣是格格不入的”，自己又看过京戏《海瑞罢官》，会不会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罗织成一种罪名。想当年，自己就是怕挨批评才自动辞职来上海隐居，想不到米谷的一篇《我爱林风眠》的文章，到1964年还引起一场风波，越想心中越有些害怕，他总感到这场火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绘画艺术家对气候景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特别是像林风眠这样的色彩画家，感觉就更加丰富了。这时，他画了一幅《南天门》，画面上画了曹福和曹玉姐的形象，把曹福画成缩颈、耸肩、衣领高提，面目冷淡无表情的鬼魂形象，表现了悲剧性。以后到了香港，又重复画这个戏曲人物，比此时的作品又多有夸张，仍然没有离开其悲剧性质。画完了这些人物画，林风眠就收起画笔，告诉他的学生苏天赐、潘其鎏及席素华等，不能再画了，待这个批判运动结束之后再重新提笔。
正如林风眠预感的那样，他在平静中等待的严酷时刻终于到来了。
巴金的家被抄了。抄家的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他的夫人萧珊，并把她同巴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傅雷的家被抄了，家中的书籍唱片连同林风眠的画被一抄而光。
沈尹默的家被抄了，他书写的诗词、字画，收藏的古今作品、古帖古书，全部运走烧毁了。
谢稚柳的家也被抄了。书画、镜框、书橱被搬走，连阳台上的花盆都翻得底朝天。
这时的林风眠呢？正在家中烧画。笔者采访袁湘文时，她回忆说：在潘其鎏的帮助下，把积累了几十年的作品摊放在屋子里，把画撕碎，塞在冬天取火的炉子里烧。但是烧得纸灰飞扬，烟囱里浓烟滚滚，虽然关紧门窗，那股纸被烧焦的味道仍然散溢在空气中，两个人的面孔被烟熏得像炭猴似的。他们感到这样烧下去不行，会被人发现，又把画撕碎，泡成纸浆，从马桶里冲下去。艺术成就越高、色彩越漂亮、构图越新的画，烧得就越彻底。有时潘其鎏不舍得烧，就央求说：“林先生，这张留下来吧。”林风眠说：“留它干什么，那是罪证，被红卫兵发现还得了。”
林风眠到香港安定下来之后，资助潘其鎏6万美元使之去了美国。潘其鎏在美国定居后写的回忆林风眠的文章中，也谈到帮助林风眠毁画的事情。1966年8月16日，林风眠在潘其鎏的协助下处理自己的作品。他们先是把画放在天花板与房顶的夹层中，折腾了一夜，但林风眠仍然感到不安全，担心这样做会罪上加罪。林风眠自己又从天花板的夹层中把画取了下来，把许多彩艳的人物造型，用剪刀剪成一片片，一段段。这样还是处理不完，林风眠在无可奈何中，命潘其鎏将两千多幅精心之作，浸入浴缸中，溶成纸浆，再倒进马桶中从下水道冲走，直到下水道也阻塞了。潘其鎏在文章中写道：“那一夜，他似哭又像笑，对我苦笑着说‘我总算画过了！’在我再三恳求下，保留了一批力作秘密保存。”据潘其鎏说这批“秘密保存”的画，有一批由他带到美国去了。
对林风眠烧画的情景，冯叶这样回忆，“文革”之初，她的父亲冯纪忠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在学校批斗，她就躲在林风眠家中，她说：在抄家前的两三个星期中，义父就开始了大规模毁画行动，先是撕去几张，投进壁炉中烧。但当时是夏天，周围都有人监视，烟囱冒烟可不是好玩的。所以义父就改为将画都浸在浴缸之中，慢慢地做成纸浆，他多次说过：“我不要连累任何人，我不要留下任何一张可以作为证据的作品，我要亲手毁了它，我还会再画。”……后来发现，楼下花园中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在监视，义父看情形不对，翻出了最后一批，他一直舍不得毁的杰作，沉进了浴缸。义父低着头，一言不发地做着纸浆，他是那样冷静，那样坚毅，又是那样决绝，一反平时见惯的和蔼可亲。那种阴沉气氛的印象，直到今天仍是挥之不去。
笔者在采访王泽良、柳和清时，他们又是一种说法：
王泽良说：社会上传说林伯伯在文革中烧画的事，于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抄家一开始，林伯伯就和我妈妈商量如何处理那些画，留在他手中的都是精品，他当然不舍得毁掉。放在我妈妈家也不行，她的家也几次被抄。我大姨妈还对妈妈说：“不能为林风眠藏画，政治生命比什么都重啊！”后来要我把一批画带到学校去，那时我是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宿舍里有独用的书桌，比较安全。一个周日晚上，我返校时，卷了一大包林的画，有“黑山黑水”，裸女等，其中有林最在意的一张《大理花》，曾开画展，得过奖，其印刷品还在林的北屋里挂过一段时间。我临走时，林还很伤感地说：“实在不行就毁了吧，不要害了你们。”谁知这一放就是六年，直到林从看守所出来。当他知道这批画安全，很是高兴。那时正好我在筹办婚事，他就将《大理花》送给我作为贺礼和奖励。还托柳和清先生在成都饭店为我订了两桌婚宴酒席。当时定酒席是很困难的事。
柳和清说：文化大革命之初，不断传来文艺界的朋友被抄家的消息，一天晚上，林先生心事重重地对我说：“我曾经画有几幅裸体女模特画像，另有一些习作，都不曾发表过，主要是作教学使用的范本，用笔比较大胆，颇有些纪念意义。但这些作品一旦被红卫兵拿到，就会是一桩大大的罪证。”为此他忧心忡忡，销毁它们吧，却又十分不舍得。左思右想，最终我出资将这批画买下来。但我家也被抄，不敢放在家中，在我家工作几十年的老阿姨说由她送到她妹妹家去藏起来。刚刚打好包，红卫兵就冲了进来，再次抄家。红卫兵批评老阿姨不能为资本家服务，要离开这里。老阿姨很机智，提起那包画对红卫兵说：“好，你给我工资，管我饭吃，我跟你走！”红卫兵被老阿姨吓住了，最后这批画安全转移，现在这些画仍在我手里。
他们所说林风眠处理自己的画作的情况，应该说都是存在的，因为都是他们亲自的经历。
林风眠的画还没有处理完，9月2日，由公安局便衣警察带领一群农村技校红卫兵来查抄林风眠的家，经过反复查抄，连天花板上的空间夹层也没放过。地板也被踩穿了几个洞，抄走了家庭生活照片，因为照片有外国人太太、女婿，以及两万多元现金，还有酒瓶、罐头等。所好抄家者目的并不在他的画，抄走时把所有的画装进樟木箱内，贴上双重封条，还加上锁，在房门上贴上“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里通外国的特务”，显然，红卫兵注意的只是“特务”证据，并没有把他当作“反动”画家，所以那批画得以保存下来。
林风眠对画的处理，是文化大革命中很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按照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事件的判断思维，林风眠的处境无非是三种可能：画在人亡；人画俱亡；画亡人在。
林风眠虽然视绘画如生命，但他不是那种慷慨悲歌之人，他不会因为保护画而牺牲自己。但是，他也不愿意让自己的绘画艺术遭到毁灭。他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画家还活着，那就会继续画出新的画来。但他对自己的艺术创作的成果又不是一个轻易就舍弃的人，他会千方百计地把画保护起来。林风眠在文革中处理画作的事虽然有些扑朔迷离，但王泽良、柳和清帮助他把画转移还是清晰的。加上红卫兵抄家的目的并不在他的画，而是要抄他搞特务活动的罪证，因之“人画俱亡”、“画亡人在”的事没有在他身上发生。他采用了平衡的方法，既保住了一批画，又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不要说仅柳和清手中就藏100多幅林风眠的画，他去香港时又上交100张画。书画拍卖市场开放之后，林风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大量涌现出来，说明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他的画毁掉的并不是太多。
接着，红卫兵又把上海的知名画家集中在上海美术馆，学习“红宝书”，接受审查，每天过着早请示晚汇报的生活。这时，林风眠才得知好友傅雷、朱梅馥夫妇在寓所双双自缢。林风眠心中极为难过。他知道傅雷有着高尚的品格和倔强的性格，是对人世光明前途充满信心的人，可以想象他们是受了什么样的精神和肉体的暴力折磨，才愤然离开人世的。林风眠想到初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傅雷对他说的“在劫难逃”，怎么就这样应验了呢？
1967年，上海一月革命后，全国造反派为权力之争掀起了“武斗”高潮。平时不大关心政治的林风眠，此时也忧心忡忡，对在身边还是大学生的王泽良说：“不要出现辛亥革命后的局势呵！（军阀割据）”

预习问题3：
阅读陆洪恩《最后的演讲》，你觉得他为什么在人生最后时刻，要发表这样一通“演讲”？而巴金的《怀念胡风》（节选）是《随想录》系列的最后一篇，他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脱离正轨的历史。巴金晚年的巴金为何在晚年要写下这样的文字，如何理解他的忏悔和反思？

陆洪恩小传：
陆洪恩（1919年—1968年4月27日），指挥家、作曲家，生于上海。1937年入上海国立音专学习钢琴。1950年初进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演奏员，1953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1956年任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及常任指挥。20世纪60年代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施咏康的交响音乐《黄鹤的故事》和《东方的曙光》等，并录制唱片。
“文革”开始后，因为陆洪恩直言不讳地批评“样板戏”，1966年5月被逮捕。在狱中受尽摧残，但是他仍坚持认为“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布陆洪恩是“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并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的演讲陆洪恩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的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
自从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搞内耗，造反，停课、停工，闹革命。人家主张民主、自由、法治、文明，我们搞专制、愚昧、个人迷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家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尊重知识，拿知识分子当宝；我们砸烂文物，侵犯人权，打、砸、抢、抓、抄，批斗毒打教师，知识越多越反动，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当“牛鬼”。人家求安定、讲团结，重视伦理道德；我们唯恐天下不乱，争权夺利，批判孔孟“忠孝节义”，搞阶级成分论，搞专政。
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有过之无不及，它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知识分子命运悲惨，苦不堪言。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而且没有作者，都是文革旗手一手遮天，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落。
我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侮辱大批跟党走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斗倒批臭大批爱国的人民教师、学者、工程师、艺术家？他们在辛勤耕耘，传播文化知识，他们已经把一切个人功劳与荣誉都上缴给组织给党，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伟大的一个人。可是他还要侮辱我们，称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爱国，可是国爱我们吗？我们听毛主席话跟着党走，可是建国以来，他从55年反胡风，57年设阳谋反右，66年又开展文革焚书坑儒，要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从海外归来竭力忠贞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生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现在广大知识分子生不如死，一个民族发展到死比活着还安定，这个民族无疑已经坠入了灭绝生命的深渊，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

怀念胡风（节选）巴金
四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的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力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是个衰老的病人，思想迟钝，写这样的文章很困难，从开头写它到现在快一年了，有时每天只写三五十个字。我想讲真话，也想听别人讲真话，可是拿起笔或者张开口，或者侧耳倾听，才知道说真话多么不容易。《文汇月刊》上《胡风传》的最后部分我也找来读了。文章未完，他们在四川的生活完全不曾写到，我请求梅志同志继续写下去。梅志称她的文章“往事如烟”。我说：往事不会消散，那些回忆聚在一起，将成为一口铜铸的警钟，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还要在这里向路翎同志道歉。我不认识他，只是在首次文代会上见过几面。他当时年轻，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可惜不曾给他机会让他的笔发出更多的光彩。我当初评《洼地战役》并无伤害作者的心思，可是运动一升级，我的文章也升了级。我不知道他的近况，只听说他丧失了精力和健康。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他的冤案，他的病，我怎样向后人交代？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决不能宽恕自己。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

“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skyblue

本周将进行《上官云珠和她的时代》行前讲座，预习在“文化行走”版面。并进行时文讨论。

skyblue

5月行走，为阅读书目《上海的红颜遗事》行走。因为展馆开放原因，调整到5月24日（周六）下午进行。要参加本次行走的同学，下周的行前讲座必须参加。这次行走对学生要求比较高，报名后，我们还要进行一定的筛选。请在下周六讲座前报名。

skyblue

本周六，樊老师首先会收尾辛弃疾讲座，大家五一有没有看过之前的录屏，有什么疑问嘛？然后进入《南宋绝唱》讲座。本周有读书小组

我的精神家园

administrators

帖子

成员列表